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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品牌争夺战屡屡诉诸法院也可以被看作好事。这倒并非看热闹的不怕事大，理由有二：一是它从一个侧面说明，企业品牌意识包括知识产权意识在日益觉醒。改革开放前甚至改革开放初期，绝大多数企业品牌意识淡薄，甚至根本就没有品牌意识。比如此次陷入争夺的稻香村商标，就是当事双方以外的河北一家企业无偿转让所得。可见那时候，商标这类无形资产在很多企业眼里根本就算不得资产。从商标可以拱手相送到争夺得不可开交，抛开具体个案的是非不说，这种变化对企业而言算是一种成熟和进步。二是用法律武器解决争端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的标志。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，企业间有了纠纷上法院，可见企业的市场意识和法治意识在不断增强。

图片来源：中国基金报只不过，长期优势仍在，华夏基金经历数年间的人事动荡却也隐隐埋下不安的元素。从王亚伟与范勇宏的那一年算起，2014年至今华夏基金新聘基金经理46人，离职基金经理29人，目前华夏基金经理人数为53人，期间离职基金经理人数高居业内第二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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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普通公司这样做，当然不会有好下场，但是轮到富士康就不好说了，为什么呢？基于两岸兄弟一母同胞、血浓于水的大局观，你懂的；基于富士康这家大型中外合资企业上市后，给其它外资优质公司的示范效应；基于富士康等待短短1个月，就能规避成立不满三年的显著瑕疵，然而还是不管不顾的递交IPO申请，寻求有关部门豁免。

具体怎么改？当时有两种思路：一种是世界银行的意见，放开价格，参照西德的经验。所谓放开价格，就是政府不要管价格，让它在市场上升升降降，经济自己有规律。通过放开价格，西德的经济很快就恢复了。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北京大学提出了另一种改革思路：中国学西德是走不通的，要走产权改革的道路。于是围绕学不学西德又开始了一场争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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